“三国之源,万古流芳;陈寿业绩,百代彪炳……”一首歌颂南充三国文化、洋洋洒洒近2000字的辞赋《三国源赋》,如今立于南充西河右岸,赋文为全国著名辞赋作家何开四所作。
雕刻《三国源赋》的墙体总长50米、宽6米,主要介绍了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的生平和历史贡献,以及《三国志》编撰体例、叙事风格、史界地位,《三国演义》成书探源及流传于世的三国人物、三国故事,三国文化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与南充的渊源等。
这是何开四首次通过作赋刻墙这种颇具特色的方式,向世人推荐四川的一位历史名人——陈寿。
陈寿画像。罗乐绘图
蜀国历史守护者填补蜀国史,发奋史学郎
陈寿,西晋史学家,《三国志》作者。
他早在三国分立时,就已预见天下一统的局面,却因三国战乱而难以展开史书撰写工作。
陈寿36岁时,三国合而为晋,陈寿终于可以开始将《三国志》的撰写付诸实际。
当他撰写《蜀书》时,发现原本的素材积累远远不够。原来,当时的蜀国不设史官、注记官,导致没有国史留存下来。
好在,年轻时到蜀国都城成都学习的陈寿,曾在名儒谯周门下学习,刻苦攻读史学。后来又在蜀汉政权担任过东观秘书郎、观阁令史、散骑黄门侍郎等职,接触到了不少蜀汉的文献资料。
加上陈寿对史学的浓厚兴趣,注重撰写史书的方法、义例,在撰写《益部耆旧传》和编辑《诸葛亮集》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文献资料,熟悉蜀汉的史事、掌故、文物、制度、人物及山川地理方面的相关情况。
这些都能弥补蜀汉无史的缺陷。他还从王沈的《魏书》、韦昭的《吴书》以及鱼豢所撰的《魏略》中汲取材料,写成了《魏书》《吴书》。
除收集已有记载的蜀汉相关历史,对材料进行反思和总结,陈寿还只身一人实地考察,以填补史料空白,“检《益部耆旧传》等旧著,亦复勘踏见闻于世情。”
“蜀无史官,蜀国好些事没有人记载,陈寿的《三国志·蜀书》恰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。”何开四通过赋文评价陈寿:“一己之力,私人修书;千秋信史,至伟其功。”
“陈寿不求财,撰写《三国志》不是国家派的活,没有经济支撑。遇到很多困难,他都撑下来了。”何开四说,陈寿传承了司马迁“发愤著书”的精神,同样在不为朝廷重用之时,依旧攻坚克难完成史书的撰写工作。
从整理资料到实地考察,最后用3年时间撰写成书。前后整整15年,陈寿完成了《魏书》30卷,《蜀书》15卷,《吴书》20卷。
“皇皇六十五卷,鼎鼎三国风云。而旁及经济文化科技,远涉乌丸鲜卑东夷,咸扫而包之,珍稀史存。此书既出,为时所重,万家传抄,朝野轰动。《阳秋》《魏略》之属,《江表》《吴录》之类,或疏阔而寡要,或湮没于无闻。尊列前四史,比肩迁固名;优胜劣汰,信史之功。”何开四在赋中如此赞叹。
《三国志》是成语宝库
纪传体+国别体,创新写史
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”、“书读百遍,其义自见”、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等上百个流传至今的成语,都出自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
成语,展现了汉语表达丰富的内涵和强悍的语义融合能力。短短几个字,往往凝结了一段历史、一个故事、一个典故、一个道理、一个哲理。
各朝各代的文化和历史保存在成语中,使成语具有各朝各代鲜明的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。
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就是一个成语宝库,流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。“这就是陈寿的慧根,善于概括总结,才气惊人。”
“陈寿写历史,不但描述史实,而且总结前人得失经验,给后人学习借鉴。”在何开四看来,陈寿的过人之处,还表现在他独创国别体与纪传体融合的写法,被之后诸多史学家模仿。“在陈寿之前,这两种形式通常被分开使用。”
何开四解释说,纪传体是以大量人物事件为主线,按时间顺序撰写历史,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;国别体则以国为主体记载,即按国家分类记载历史,如《战国策》。
“陈寿按照魏、蜀、吴三国分别成书,每本书又按照重要人物和时间来记载,这种方式被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借鉴。”何开四在赋文中总结《三国志》:“承纪传体之余绪而尤重合传,得国别体之精髓而张光含弘。”
批评刘备,轻视诸葛亮?
何开四:陈寿耿直公正,聪慧善良
《三国志》震撼世人,对史学研究有着巨大贡献,但陈寿本人却颇受争议。
流传最盛的,莫过于易中天在讲三国时,引述了陈寿对刘备的负面评价,说刘备目光狭隘,没有纵横之才,使得观众对陈寿有了误解。
民间又传,陈寿因杀父之仇而说诸葛亮“无应敌之才”。
这两件事让后人质疑陈寿的作风和人品。
何开四认为,陈寿为人耿直公正,聪慧善良。“人们仅看到了陈寿描写刘备 不逮魏武,是以基宇亦狭 ,但陈寿在前面也评价刘备宽厚仁德,善于用人,是 英雄之器 。再说诸葛亮,史料未记载陈寿的父亲是谁,杀父之仇从何谈起?他称赞诸葛亮有才能,有谋略,善于治理人民,甚至将国力、攻守形式等战败的客观原因也描述出来了。这怎么会是轻视诸葛亮?”
何开四在《三国源赋》称陈寿“不虚美,不隐恶,不徇私,不妄言”。
何开四说,陈寿记载人物,从正反两面给予客观评价,即使给了“差评”,也会在书中给出理由,而非主观臆断。
不但如此,陈寿对3个国家也同样公平。陈寿本是蜀国人,却没对蜀国“格外关照”,魏、蜀、吴三国各自成书,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,表明了它们各自为政,互不统属,地位相同。
而魏国统一天下,遵从魏国为正统,为曹操写《本纪》,合乎史学规范。
“我再举个例子,当年宦官专政,耿直的陈寿不肯趋炎附势,从而导致官场不得意。再有,当年陈寿得了麻风病不肯与妻子成亲,妻子执意嫁入陈家守着他,陈寿怕麻风病传染给妻子,甚至吃了砒霜想要自杀。这样正直善良的人,会因一己之私乱写历史吗?”何开四说,陈寿是善根与慧根并存,既才华横溢又耿直善良,所以他写的史书公正可信。
何开四提出:南充是三国文化的源头
何开四在《三国源赋》中称《三国志》“治国经邦,运筹帷幄,集成谋略,乃智慧之结晶”,“陈寿的《三国志》一书中,涵盖了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到当年的坊间评价,甚至对东瀛、鲜卑都有记载。”
陈寿之宏观,视野之深远令人惊叹。
“陈寿正是预见了天下一统的局面,才写《三国志》。也正是该书被命名为三国,才有了后续的《三国演义》。”何开四引用钱钟书先生“未名若无”的观点,认为“如果没有 三国 这个名字符号,何来之后的三国文化? 名者,符号也,文献也,史乘也,学术之范畴体系也,人类认知大千世界之重要津梁也。实之固在,然无名以命之,则思之何由,识之何从,而实安在哉? ”
故而,何开四提出:南充就是后来三国文化的源头。“陈寿是南充人,没有陈寿就没有《三国志》。正是有了 三国 这个名字符号,才有了大家熟知的三国文化。”
“后裴松之之详注,三国史之研习,罗贯中之《三国演义》及三国文化之流播,皆以之为圭臬,承其绪,扬其波,而其源盖出于陈寿之《三国志》也。”三国文化是中华文化璀璨明星中,极其耀眼的一颗。陈寿所著《三国志》是三国文化的源头,意义之深远可见一斑。
何开四盛赞:“陈寿之《三国志》乃以名复实之翘楚也。三国之源,万古流芳;陈寿业绩,百代彪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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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开四。雷远东摄
三国源赋
何开四
三国文化,天下之奇观也。岁月不居,悠悠两千载而影响;流风所被,浩浩八万里而播远。气势恢弘,精核博赡;义理深厚,包罗万端。唐三千,宋八百,歌舞楼台三国戏;武侯祠,关帝庙,高风亮节天地间。可以安邦国,可以为商战;可以兴外交,可以善谋算。嗟乎,一物而兼众美,求其正,溯其源,则非陈寿之《三国志》莫属焉。
夫陈寿者,古巴西安汉即今之四川南充人也。幼承庭训,饱读经史,腹有诗书气自华;取法乎上,师从谯周,神骛史乘情转清。巴蜀俊彦,国之鸿儒,两度入仕惟国祚;耿介之士,激浊扬清,屡遭谴黜心自雄。嗟乎,陈公本色是良史,如椽之笔写丹青。考《三国志》之撰述,综百家之品评,其赫赫功绩,余以观之,盖有四焉。
公正无邪,高瞻周览;光明正大,古今其范。三国春秋乎汉晋之间,首尾相涉而垂及百年。世事沧桑,枭雄并起于朝野;风云色变,万象纷扰于大千。慎思明辨,秉笔直书;谠言公论,起伏波澜。入晋为仕,志曹魏而不废蜀吴;心怀故国,书蜀汉而无愧于天。虽有隐讳而不失实录,褒扬善声而无蔽端。言魏武雄才大略而严乎言必有证,评先主弘毅宽厚而薄于干略机权;论吴主勾践奇英而失于性多嫌忌,状诸葛奇才善治而短于将略应变。不虚美,不隐恶,不徇私,不妄言。千载回眸看三国,文义典正昭史鉴。此其一也。
一己之力,私人修书;千秋信史,至伟其功。焚膏继晷,殚思极虑,不坠青云之志;心忧天下,发愤著书,绍续司马遗风。探幽索微,刊缪钩沉,整合残篇断简;腹笥宏富,语无虚发,精审时贤文存。尤慨蜀无史职,灾祥靡闻,修史之难,存乎一心。检《益部耆旧传》等旧著,亦复勘踏见闻于世情。一丝不苟,孜孜矻矻,拾遗补缺,取精用宏。皇皇六十五卷,鼎鼎三国风云。而旁及经济文化科技,远涉乌丸鲜卑东夷,咸扫而包之,珍稀史存。此书既出,为时所重,万家传抄,朝野轰动。《阳秋》《魏略》之属,《江表》《吴录》之类,或疏阔而寡要,或湮没于无闻。尊列前四史,比肩迁固名;优胜劣汰,信史之功。此其二也。
分见三国,通观一体;勇于创辟,意蕴深沉。承纪传体之余绪而尤重合传;得国别体之精髓而张光含弘。后之因其体,仿其例而撰述者,多见史乘。识量器局,远迈前人;独出心源,发唱惊梃。志三国之分,互不统属,正朔纲纪各别;言历史潮流,三家归晋,天下一统为宗。辞多劝诫,明乎得失,有益风化,惟千古之定评;治国经邦,运筹帷幄,集成谋略,乃智慧之结晶。兹以《蜀志》为例,以衍其情。刘关张之君贤臣忠而义薄青云,诸葛亮之治蜀有方而风纪肃然,皆名著百世而深得人心者。此其三也。
工于叙事,文质冾辨;人物鲜明,栩栩如生。其行文也,言近指远,陈述直质,以一当十,惜墨如金;文采潜于素朴,简约不失风韵。无繁芜重出叠床架屋之弊病,有大道自然天然去雕之希声。其传人也,刻画入微,性格各异,情节跌宕,写照传神。大凡君主之威仪、名士之风雅、谋士之折冲、武将之彪悍,咸历历跃然简册,昭昭立于丹青。虽历百代而音容宛在,风靡四海而乐道津津。而千秋为典故为成语而脍炙人口益人神智者,数以百计,亦陈寿之大功于汉语焉。此其四也。
凡此四端,亦其书之一斑也,焉能概其全哉。厥功千古,风华百代;卓立史乘,良有以也。后裴松之之详注,三国史之研习,罗贯中之《三国演义》及三国文化之流播,皆以之为圭臬,承其绪,扬其波,而其源盖出于陈寿之《三国志》也。本末之辨,源流之分,判然若是,不言而明。或曰,名实之辨,实先名后,名实相符,名副其实。无三国之实,何三国之志,何三国之源哉?斯亦腐儒之论,迂阔之言也。三国之实,历史之实也。悠悠岁月,逝者如斯,“清景一失后难摹”;历史湮没草野,后人岂能复见。端赖良史存其真,传其后矣。人者,符号之动物也,钱钟书先生识其堂奥,有“未名若无”之论。名者,符号也,文献也,史乘也,学术之范畴体系也,人类认知大千世界之重要津梁也。实之固在,然无名以命之,则思之何由,识之何从,而实安在哉?陈寿之《三国志》乃以名复实之翘楚也。三国之源,万古流芳;陈寿业绩,百代彪炳。
世纪嘉年,岁月流金;阳光何灿灿,大地何欣欣。西山逶迤,万木葱茏;游人如织,共仰高风。万卷楼高,松涛声声,依稀良史诵读时;陈寿故居,小桥流水,仿佛三国源头深。安汉古邑,人才辈出,伟人将帅,光耀汗青。其三国之源流乎?其自古江山不负人乎?余不得其解,冀当代之良史诠释焉。